时隔三天,被曝两段婚外情。执掌英伟达33年的黄仁勋,遭遇致命一击。
11月8日,黄仁勋“自曝”承认出轨、对妻子不忠。此前,《纽约时报》披露,美方情报机构怀疑,其关系对象、曾任新加坡AI企业Megaspeed高管的黄乐与中国情报机构存在联系。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,不能把情报部门的怀疑当成事实。目前“双黄”关系,还只是企业与外部客户之间的关系,是私德问题。
11月11日,《纽约时报》再曝黄仁勋的第二段婚外情,对象是英伟达医疗健康业务副总裁金伯利·鲍威尔。报道援引五名英伟达前员工的说法,称鲍威尔直接向黄仁勋汇报工作。12日,英伟达宣布,公司董事会已批准黄仁勋辞去总裁、CEO及董事职务。
第二段关系之所以造成致命一击,是它触及了现代企业的敏感神经:权力。
鲍威尔是黄仁勋的直接下属。这意味着两人之间不仅存在男女关系,还存在一套组织权力关系。
美国斯坦福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杰弗里·菲佛在《权力进化论》一书中写道,组织并不是一个完全按照能力和绩效分配利益的公平场所,权力始终存在。权力并不只是一个职位头衔,而是对关键资源的控制能力。信息、机会、薪酬、晋升、职业前途和人际网络,都可以成为权力的来源。
黄仁勋作为英伟达创始人和CEO,掌握着公司的决策权和资源分配权。鲍威尔的职业发展客观上处于这套权力结构之中。

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·亚历山大在《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?社会问题的社会化》一书中讨论过一个问题:为什么有些事情只是私人事件,有些事情却会演变成整个社会关注的危机?
关键在于社会如何解释事件,并赋予它公共意义。
美国社会非常看重职场权力、性别平等和反性骚扰问题。
美国社会为什么尤其敏感?
因为经过多年的反性骚扰运动和“#MeToo”运动,美国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套制度共识:办公室不是私人生活的延伸,管理者不能把组织权力带入私人关系,更不能让下属承担这种关系带来的职业风险。
权力不对等会让“性同意”变得复杂。即使上司没有明确提出任何要求,权力本身也可能形成一种无形压力:下属是否真的能够自由地拒绝?拒绝之后,会不会担心失去机会,甚至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?
另外,办公室恋情的风险,不只是性骚扰,还包括权力寻租和组织腐败。
公众关心的,未必是两个人有没有发生关系,而是她的晋升是否公平?其他员工是否因为没有这种私人关系而处于劣势?
于是,两个人的私生活就变成了公共利益问题。
按照亚历山大的理论,一个私人事件一旦被重新解释为公平、正义和制度合法性问题,就完成了从私人问题向公共危机的社会化。媒体、公共知识分子、法律机构等,都会参与这个过程。

因此,企业需要建立利益冲突申报、上下级关系回避、独立调查和反报复机制。
这套制度也可能成为公司政治的一部分。
这套制度平时是纸,出事时是刀。现在,刀在董事会手里。
